如有异议，进行下一步程序：提请与会村民代表表决（人数不少于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村民代表采用秘密划票间的方式进行投票。
由此可见，现代司法预设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虚拟的契约基础，如果背离了这一点，不论它用什么障眼法，所谓的司法都不可能是"现代的"。若以国情中心论，这种背离是必须忍受的。
有意思的一个事例是，我国农村、城市收入二元，在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适用不同的标准是对农村、城市不平等事实的承认。分配的正义不仅不能通过司法来解决，而且分配的正义是公正司法的前提。可以在正反前后的程序上接受现实，先有现代化，才能发挥精神与效能。司法总是与正义紧密相连，但实际上，司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正义。譬如：虽然宪法规定同工同酬，但是有编制的比没编制的拿的多，即使干的是同一份活，即使没编制的干的比有编制的好。
因此，我们目前真实的情况是：既没有"西学为体"对历史包袱的清算，也没有"中学为体"对既定道路的笃定。外篇"务通"，主要谈西学为用，宗旨是"开风"。是的，律师的主战场是在法庭，但当法庭败坏恶劣到不配称之为法庭之时，谁说律师以公民身份，就不能公开合宪地用各种方式抗争？就拿这次声援行动中，伍雷律师在靖江市委门口念《为权利而斗争》来说，请问他的这个行动违反了哪个法律？美国最高法院门口整天都是各种标语口号，抗议示威，大法官们反而都觉得这是正常的，很坦然，中国的法官为什么对此就不能淡定一些呢？死磕、抗议，不仅不影响司法独立，反而是在推动司法独立。
杰克逊大法官的话我们之所以正确，是因为我们有权威，就是对此最生动的表述。审判完毕后，还保存的录音，是否有强行删除的必要，因与审判公开原则抵触，有争议。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网上尤其是微博中的激烈论战。不死磕，就没有法治的春天。
其实，每个群体都是良莠不齐的，都有优秀的人才，也有低劣的混混。但这些仅仅是情绪，而不是理性的判断。
当庭若不交出录音设备，显然完全属于不听制止的行为，根据规定，将诉讼参与人强行带出法庭即可。附录：我的解释意见此次律师被拘事件的整个讨论中，比较认真严谨和有分量的两份有关如何适用法条的分析，恰好也是出自两位律师（嗯，为法官没能为拘留行为作出全面法律解释而遗憾）。在这四个轮子中，律师的形象最容易遭受诋毁，就是在法治高度发达的国家，嘲讽律师的各种笑话段子也层出不穷，但律师永远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难道现在的规定还不够严厉吗？难道不正是现有一些规定的偏颇以及实践中各种非法刁难辩护人的做法，在不断激化法官律师的矛盾吗？规则的确立，如果丝毫无视规则下各方参与者的声音和诉求，如果不平等对待和尊重各方参与者的权利，这种规则注定是不公正的，也因此注定是不稳定的。
即便事实昭明（这里的事实并非真相，而是通过证据支撑而被法院认定的事实），法律明确，也会面临各种解释的难题。命题四：整体上，中国律师的法律素养肯定比法官要高，因为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历练不同，因为法官选任机制有很大问题，因为中国法官没有律师独立，依附性更强，更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精神。有趣的是，此次争论中，警察的声音相对沉寂。2、私下录音后，即便不听从法庭劝告删除录音记录，将其作为情节严重予以拘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更何况第250条首句即做了明确的前提性规定，对扰乱法庭秩序的，审判长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注意其中的关键词，所谓应当，就是必须，没有选择余地。司法必须回应民意的需求，但民意一旦成为正义，就可能丧失冷静理智的判断（尽管所谓民意影响司法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伪命题，因为真正影响司法独立的是党政意志）。
很多人忧心忡忡，认为在控辩审三方的程序格局中，真正对抗的本是控辩两方，法官按理处于中立之地位。暂扣已足以防止诉讼参与人妨害法庭秩序，所以不必再施加其他处理措施。
具体哪种死磕能带来个案胜诉的实际效果，在当前程序不彰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且，这一规定本身的正当性也大可质疑，至少有违公开审判之原则。法官有苦衷，律师有瑕疵，但以此相互污名化，滥施强权打压报复两败俱伤，最大伤害是司法本身。或问：如果违规者永远不删除，那法院一直不归还设备，岂不违反暂扣的规定？答曰：即便做出拘留决定，那律师若仍然对抗到底，就不删除，那是否就要将其长期拘留下去？3、周缘求律师认为，如果法庭上律师拒不交出录音设备怎办？那是否还是光靠暂扣就能满足处置需要？这个假设显然有偷换概念之嫌。法律人，一不小心，你可能就害苦了别人。必须知道，任何法律规定，对于自由和权利条款，可以做宽泛解释。
惟有在冲突和争论中，才可能改变旧的思维、话语和行为，使我们从单纯地拿特权和政治说事，逐渐转向拿宪政和法治说事上来。正义好比一辆四轮的马车，驱使这辆马车前行的四个轮子分别是民意、法官、律师（包括当事人）、检控方（包括侦查部门）。
七、正义的轮子：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到底谁能代表正义？我的看法是，谁都不能。支持王全璋律师的，其论辩的依据，主要就是他的自述。
诸如此类的担忧是否必要？我这里仅提出一些基本的结论或命题，供有识之士参考。要记住，法治社会也是一个自由社会，是尊重各方利益、权利、声音、力量的社会。
因此，我得再次表明，真相的确很重要，但真相之上的判断更为重要。即使那些公开反对死磕的著名律师，其实他们本身也都是不折不扣的死磕律师，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别的律师的死磕方式而已，其中最典型的所谓技术派和艺术派的分歧，说到底只是该如何死磕的争论。而所谓情节严重，是指态度恶劣、造成严重后果、影响较坏、损害法庭尊严、使审判活动不能进行等。有关对王全璋律师处罚中对相关条文解释的合理性问题，我在本文附录中将做一个小小的示范。
第249条属于违反纪律情况之列举，但第250条属于不同处理情况列举。没有律师的抗衡，任何人的权利就无法保障，就只能任公权宰割。
但并不意味着，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就不能对事件进行讨论和评价。2013年4月3日，靖江法院审理一桩信仰案件。
律师之所以被丑化，是因为普通民众为律师附加上了许多正义的期待，并对律师在当事人受难时还发财有不平感2012年11月30日，内政部根据《地方制度法》停止其县长职务。
第一次是李朝卿遭刑事羁押之后，内政部根据《地方制度法》第78条第1款第3项关于依刑事诉讼程序被羁押或通缉者可予停职的规定做出停职决定。台湾地区公务员惩戒法律体系较为完备，只要有关机关诚心执法，一意肃贪，相信李朝卿案可以成为公务员法的一个实效典型。（5）铨叙部保留对半俸待遇的重新评估与决定之权。（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确定，而未受缓刑之宣告或未執行易科罚金者。
（4）半俸待遇已属一种变相惩戒，合理合法。（6）《地方制度法》实施前非因该法第78条之情形而遭停职的。
由于此种停职并非法定责任，而是辅助措施，故为保障公务员之权益，相关法律对复职做出了规定。对此，民进党有关人士纷纷提出批评，但从法律规定来看并无不妥。
4月1日，内政部依《公务员惩戒法》决定继续停职并移送监察员调查。但如果监察院调查之后认为证据不足，不予启动弹劾，或者在弹劾程序中没有作出一致决定并移送，则公务员惩戒程序便不再启动。
